VOL.4 大河如大河 | 壹伴封忱

文:李斯特洛浮士德

2009年的夏天,我回东北探亲,红皮车一路开到了终点站哈尔滨。正当拎起大包小包的行李离开床铺的时候,车厢的广播里放起了一首《我的祖国》。我站在那里,怔怔地听完了整首歌,直到不耐烦的乘务员大声嚷嚷着把我轰下了火车。

从小十分叛逆的我,一向不喜欢听红歌,可唯独这一首《我的祖国》,也许是因为旋律太过优美,所以一直保留在播放器里。事实上,仅仅因为旋律而喜欢上这首歌的也不止我一人,当年胡总访问灯塔国的时候,朗朗就在白宫弹奏了一曲《我的祖国》,令台下的奥观海如痴如醉。

(视频标题:郎朗白宫演奏《我的祖国》奥巴马表情陶醉频点头。ps:公众号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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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风对不对我是不知道,反正听说事后美帝议员集体炸锅,还扬言要弹劾总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全军总动员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当时的爷爷是团营级干部,奶奶是解放军军医,责无旁贷,便也随军开赴东北前线。《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写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6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出生于沈阳。

爷爷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去世的,他的两个亲兄弟却都住在长春。每年清明的时候,这二位爷爷都会来苏北老家扫墓,所以相比之下,我对他们的印象反倒更加丰富而深刻,很多关于爷爷年轻时的事迹也都是从他们那里听闻,尤其是二爷。2009年的夏天,我正是专程来东北看望他们,二爷见到我很是开心,不论走到哪里都拉着我一起,言语之间流露出不少对爷爷的思念。他带着一顶圆帽,高挺而健硕的身子上穿着宽大的旅行衣,手拿一只乌黑的手杖,步伐缓慢而坚定。

当第一束阳光射穿云层的时候,二爷对我说,他对我满怀期待,正如我爷爷当年对他的那样。

那时我正搀着他在长白山天池周围散步,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若有准备地,他第一次跟我讲起了一些往事,以及他当年来到东北的经历。我听得新奇,不禁说到下次还希望他再多给我讲讲。不想,后来竟再也没有了机会。

曾祖父是苏北富农,有自己的田亩房产,无奈爷爷从小信仰共产主义入了党,和原生家庭决裂参加了革命,但二爷三爷生的晚,便一直都留守在家里。抗战和解放战争结束以后,爷爷服从组织安排,南闯北走,待过不少军区。到了朝鲜战争期间,二爷一个人从苏北老家偷偷溜了出来,辗转千里来到长春找到了爷爷,表示要跟他混社会,啊呸,参军。爷爷不同意,说道:“我一人从军,哪天被子弹崩了也就一条命,至少家里还有你照料着父母三弟,如今你也跑来送死,那家里怎么办?”说什么也不让他久留,天天催二爷赶紧回去。如此看来,爷爷虽然久经革命考验,可是思想上却没有彻底完成共产主义改造,封建家族观念残余严重。

虽说长兄如父,爷爷说话应当有份量,可没成想二爷脾气倔得很,坚决不走,说大哥在哪我在哪。二人就这样僵持了很久,最后爷爷妥协,给他找了个后勤工作干了,就这样一直熬到战争结束,曾祖父去世,爷爷把三弟也接到了东北,他两兄弟便在长春安了家,娶妻生子。

不过没过多久,爷爷又被组织调动到武汉军区,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右派、革职回苏北老家种地、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晚年回到县城休养,直至我出生两年后意外去世,葬在老家村上的祖坟里,走完了自己的戎马一生。

这都是后话了。

天池周围风很大,苍穹之上乌云密布,不时有零星的雨点打在火山土上,仿佛山土里也有神奇的小生命在不断地躁动。我就这样听着二爷絮絮叨叨地讲着话,望着天池对面属于朝鲜的领土,不禁略有所思起来。又一阵风吹起的时候,二爷忽然间抬起了胳膊,指向前方大声嚷嚷道:“嗨!看那一群大裤衩。” 我抬起头来,看到几个韩国游客正跪在地上虔诚地念叨着。

长白山是朝鲜民族宣称的起源地,也是他们的圣山,可惜韩国人无法借道朝鲜、只好绕道中国境内来这里祭祖寻根,所以一直以来,长白山上都有不少韩国游客。不知道是民族流行文化还是巧合,他们都会穿着硕大宽松的短裤,可能有些东北人戏谑惯了,便给他们起了这么个绰号。二爷就这样看着他们,咧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里充满了鄙夷和蔑视,惊得姑姑赶忙走上前来制止他,说以后不要总说什么大裤衩了,人家听得懂的。二爷听完呸了一声,又嚷嚷道:“有本事来打我呀,老子说的就是他们。”

二爷骨头硬、嗓门大,在整个家族里算是闻名遐迩,据说年轻的时候走在大街上,也经常因为一言不合就和韩国游客动起手来。不过如果换了朝鲜人的话,他却不仅慧眼如炬分辩得十分清楚,对待人家也是热情慷慨、客气尊重。诚然,二爷从没跟我提过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又经历了什么,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定的,那就是六十多年过去了,老爷子心里的战友没有过去、心里的敌人也从来没有过去过。

可就是这样一个二爷,当年在我爷爷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抱着爷爷在额头上亲吻了一口,然后泪流满面。

2011年清明,我再一次见到了二爷,他依旧带着那顶圆帽,拄着那根乌黑的手杖,只是走起路来颤悠了许多,耳朵也听得不那么清楚了。我和他喝完了一整瓶白酒,又听他嘱咐了很多对我的期待,直到饭局快结束的时候,我凑过身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道:“二爷,我爷爷奶奶都没了,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可一定要来啊!”二爷听完,并没有把酒杯放下,他怔怔地坐在那里泪流满面,然后用自己一贯坚定浑厚的嗓门回答道:“一定,一定,一定。”

原来二爷也知道,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二爷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国内,是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是半夜走的,走得很安静。那天是盛夏,梧桐树上的知了很是聒噪,8月份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偶尔听得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我挂了电话以后插上耳机,点开彭丽媛唱的《我的祖国》,单曲循环了一整天。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人唱过《我的祖国》,除了现今已经90岁高龄的原唱郭兰英老师以外,李谷一、张也、宋祖英也都唱过,可是要说在我心中唱得最好的,却都不是她们唱的,而是下面这一段:

(小编注:2016年10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媒体与香港大学推出的《一首歌,一个时代》讲座上发表演讲。当龙应台与台下听众互动,询问听众启蒙歌曲是哪一首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博士表示自己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引来场内部分人士哄笑。龙应台问:“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随后全场合唱此歌)

我没兴趣去谴责那些哄笑这首歌的香港同胞们,也不想去讥讽龙应台的打脸微笑。恰恰相反的是,我一直都对龙应台的论点深表赞同:“一首歌就是一个时代,她是一个时代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 并且我会觉得,在她讲话的那个场合与时机下,全场同唱这样一首歌的行为,对于她所想表达的观点,是一件最直接也最有力度的佐证。

很多人抨击龙应台不能理解这首歌的情怀,我反倒觉得过于苛责了,假如二爷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假如他没有跟我说起那么多陈年旧事、又或者,假如他没有一边拄着拐杖一边抬起手说了那么一句:”嗨,看那一群大裤衩”,我也并不知道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能比龙应台更深入多少。不过直到现在,我都会在脑海里无数次地放映起红皮车刚到哈尔滨的时候,回想起列车上播放起《我的祖国》的那一刻。我会想像爷爷是如何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投身革命事业,会想像二爷是如何跋山涉水一路从苏北跑到长春,也会想像爷爷奶奶坐着更加缓慢的军列抵达东北的时候,他们的笑容里究竟背负着怎样的信仰与光荣。就像不论那尘封的往事过去再久,一首歌的时间也足以让你回忆起很多看似已经被遗忘的过往;就像那一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还依然记得这部歌词和旋律的人们,他们坚守住的是一段不应该因为意识形态而被信手抹去的历史。

就像我也知道,二爷的灵魂,永远住在那条大河里。

如同千千万万被写进歌曲里的人们一样,安静地沉睡在时间轴上的某个角落。

我知道,岁月成涸,总会带走他们的喜怒哀乐。

可是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

真正有故事的,从来都不是一首歌。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于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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